但就整体而论，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偏爱愚昧而偏偏不爱智呢？
大前天，收到一本从美国寄来的书——Organi?cism：OriginandDevelopment（《机体论：渊源和发展》），作者ArchieJ．Bahm；标题下面有几行字，说明此书所说同时也是阿奇·J·巴姆的生平和著作。邮包内附有一封信，那倒也是常见的：几次给我送书，他都顺便写上几行字。所送的书我多半转赠我们的副总编小李了，因为哲学我不怎么读得懂，尤其是没有时间去细啃，而小李是弄哲学的，还翻译过巴姆的一些著作，书在他手中有用，不至于明珠暗投。信则往往随手放到一边。这一次，那信却使我怃然，反复看了两遍，难以遽信。写信的已经不再是他而是他儿子雷蒙德·巴姆，“我父亲已于去年（1996年）3月12日逝世。”去年？1996？在我，大前天可已经是1998年5月31日了，这话从何说起呢？原来信是1997年3月写的，只是等这本书出版，再和书一起海运，在路上又走了一年还多。
信的主要一段还是说赠书的事：“这是他的自传，逝世之前几周才写完，而最后的编辑和印刷则刚刚完成。他曾嘱咐我送一册给你，表示对你的友谊和学术成就的敬意，我希望你接受。”
书这一次我会保存，会认真阅读；“对学术成就的敬意”却另有一说。我是个职业的翻译匠，卖译为生，且连当翻译匠恐也不怎么成才，“成就”从何谈起？巴姆是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荣誉退休哲学教授，执教数十年，著作十五卷，从东方说到西方，从古代说到当代———他最早的翻译便是《道德经》，最早的著作之一便是《（孔）夫子之心》。我自是无从评价他的成就；这应该是哲学界的事，哲学家们的事。但至少我曾亲眼得见他那种淡然出之的高龄哲学家的固执：为了求知，为了求智；那曾经使我怦然心动，一见难忘。至于友谊，那倒真是有的，虽然不过两面之识。
勉强算数的头一面之识是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参加中苏社会主义改革讨论会之际。说“勉强”，是因为会上以及会前会后的酒会宴会茶会（较真了说是咖啡会，但我都是权当茶喝的，虽然加足了糖仍然略嫌其味不正），会上觥筹交错，名片也交错，一时之间委实记不住许多人名，许多面孔。那是1989年早春。
然后就是1994年金秋十月的第二次了。巴姆先是从南京来信，后是从北京的大都会饭店来电话。原来他刚刚参加了江苏社会科学院“巴姆比较哲学研究中心”成立典礼，到北京来开别的会，希望顺便见面，打算就儒家哲学提几个问题。见面很好，哲学家要提出关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问题我可没有把握应对。于是去找小李；小李是冯友兰先生的高徒，此时已经翻译过巴姆的书，可谓知己知彼。
安排妥当之后我去大都会接他。下楼时我已经发觉他步履蹒跚，上出租车时他已不能举足，是先跪上一膝再跪上另一膝才上去的，而且拒绝搀扶。回去时同样：光跪上一膝再跪上另一膝，裤膝上两个灰土印。不过这后一次没有拒绝搀扶——没有拒绝的机会了，因为我已经懂得不要去搀扶。
回到大都会客房，喝着水，他安详地谢谢我帮忙，又安详地问我有什么个人的事他能帮忙。我说没有，不必谢。他的一问我理解：这也属于当代的部分“国情”；我的一答他当然也理解：那是我们这一行的套话。然后就告别了。这时下距1996年3月已不到两年。
谁都会老的；谁老了都会步履蹒跚，而谁也不至于因此就不走路。但是，已然举足艰难之时还会万里跋涉求知求智，且安详自若么？这就是爱智者罢？
谁都会死的。《论语·先进》记夫子的话说：“未知生，焉知死？”虽然，我总以为他其实是两者都知道的，证据是他在《里仁》篇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爱智者都是这样的罢？我想，巴姆死时是安心的。
当然，也有遗憾的事。雷蒙德·巴姆在信的尾上说：“建立联合国世界哲学研究所的事现时搁置，因为缺少感兴趣的所长。”而早在“宣布成立联合国大学的计划时，阿奇就立刻开始论证以这样一个研究所为其核心机构的必要性”了（见所赠书序言）。真所谓“寂寞身后事”。
虽然，我以为这不过是一时的事。个人的选择难说，但就整体而论，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偏爱愚昧而偏偏不爱智呢？人的直觉告诉我：读书种子是不会断绝的，中国是这样，美国或别的国家或民族也是这样。
九八年六月四日一时，十二楼
